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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位堕胎女性的爱与伤

扫码阅读 更新时间:2016-05-31 来源:境界 作者:王敏俐 发表于2016-05-31 人气:...

  照片背后的心碎与伤痕

  “亲爱的宝贝,你是这样离去的。”

  “那时我是在校大学生,意外怀孕后男友不敢负责,我绝望远行。2013年12月7日,在一家小诊所内药流了一个多月大、已经可以听见心跳的你。一直偷偷藏着这张B超,在你第一个祭日我想与你合张影,再唤一声给你起的名字——Air,妈妈爱你如空气。”一个有堕胎经历的女孩如此自白。

  这是90后淑婵的毕业作品中的一张照片,整组作品的名字是《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去年底,《南都周刊》报道了淑婵采访这些女性的故事。

  2014年,当时还在中国传媒大学四年级的淑婵,在网路上为她的毕业设计发布招募信息,并用半年时间走访8个城市,寻找到17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为她们拍摄个人照片,年纪最长的44岁,最小的20岁,不少是90后。目前人数已近30人。

  她们在照片中不必露脸但身体赤裸,手中拿着任何想表达的物品:有的拿着胎儿的超声波照片,有的拿着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有的拿着想要用自杀的酒瓶。这组作品在2015年5月于中国传媒大学展出。一张张黑白相片袒露着女性腹部的美丽线条,诉说着封藏在心底的哀伤故事。

  “我的丈夫由于身体原因一直在服用药物……可在疗程的中途我就意外怀孕了。”

  “一次我通过微信‘附近的人’结识了David,并对他产生了爱慕,但David已经结婚了。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读这本书,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查出自己的孩子是畸形,那时已经26周了。”

  “去年10月份,我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流掉二胎。”

  “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我,就说了一句:‘不要恨我。’那个瞬间我真的死心了。”1994年出生的小珊说。

  90后的堕胎经历也并不都是哀伤,也有很个性化的,比如92年出生的骁红18岁时的心态。

  在高考复读那年,骁红爱上了为她补习的老师。老师大她十岁,已婚。上大一时,骁红独自去西藏,遇到另一个男孩,怀上了他的孩子。从怀孕之初,骁红就没有考虑过是否要留下这个小孩,因为“孩子爸爸不是我爱的老师。所以TA生下来一定会秉承那个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师的就不一样了,TA一定会很有灵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拍照的时候,骁红抱着一本记录着对老师感情的日记本,上面写着:“太阳和石头永远都是情人。”她说,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克服万难也会留下。

  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淑婵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三十多个,大多是通过陌陌豆瓣等认识的。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

  其实,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

  “没有谁会主动选择必须堕胎的怀孕。”淑婵的一位老师曾说。着手于这样一个课题,淑婵曾经分享道:“因为身边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毕竟堕胎这件事不太被(公众)言说,也不太被允许公开讨论,”所以淑婵希望“用特殊的方式记录一下”。

  在这个记录的过程中,淑婵探索与思考着生命、孕育与爱的定义。女性的身体,这样一个既特殊而又细致精密的设计,在命运或温柔或严峻的琢磨凋刻之下,承载着数不尽的喜悦、哀伤、无奈、死而复活的记忆。

  做完这个作品,淑婵说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

  妇产科医生聂审森的觉醒

  身为一个女人,该如何面对自己微妙的身体,以及当中所蕴藏的丰盛生命力?当淑婵在着手这个毕业设计时,遇到的其中一个挑战是,如何去定义胎儿与生命之间的微妙关系。曾有女权主义者挑战淑婵的切入点,认为在母腹中的小小存在并不能算做“孩子”。“胎儿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 “胎儿就是一团肉,我们没有必要赋予它那么多美好的意义......作为女性应该有权利选择是否生育,并且不受到任何束缚和责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说了算。”

  在寇尔森的著作《世界观的故事》中,提到了妇产科医生聂审森(Bernard Nathanson)的故事。因为目睹了太多妇女因私下寻找密医堕胎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与折磨,聂审森在60/70年代的美国极力鼓吹堕胎合法化,而后于废除堕胎法的纽约,经营全美最大的堕胎诊所。他甚至在手术台上,为怀着自己孩子的情妇执行堕胎手术,心中没有一丝犹豫与遗憾,根据他自己的回述,当时的自己“唯一感觉到的是完成一件工作的满足感”、“除了完成任务、专业的骄傲之外,我根本没有其他的感觉。”

  但是在1973年,当聂审森转任圣路加医院中心的产科主任时,他开始接触超音波等新式精密仪器,对母腹中的胚胎发展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在第一次看超音波运作时,聂审森在一个漆黑的诊疗室,当他面对萤幕上一颗跳动的心脏时惊讶不已,他清楚看到了四个心室与心房,他看到了胎儿脑部的皱摺与五官,他细数胎儿的每跟手指头脚趾头,喔!他还发现这是个女孩!在扫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在观念上已经用“婴儿”取代“胚胎”这个词......

  超音波的影像对聂审森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他开始思考:“有多少像这个小女孩的胎儿,被我亲手肢解成碎片?” 而后不久,聂审森就认定人类的生命从受孕的那一刻就存在了。在一篇医学期刊的文章中,聂审森承认他在纽约的堕胎诊所中杀死了六万个胎儿,他写着:“堕胎就是夺取生命......不管是任何特别的处境,或是按特别的命令,蓄意夺取生命这件事,是难以形容的严重。”

  聂审森在征求病人同意后,藉着超音波记录下堕胎的整个过程。当他亲眼看到娇小的胎儿被肢解,超生波显示胎儿奋力的扭动身体,试图摆脱抽吸器。“12周大的胎儿全身被摧残得惨不忍睹,仍然继续挣扎,张大嘴巴,看来像在恐惧与痛苦中的嘶喊。” 而后,聂审森把这个过程制作成影片,取名为《无声的呐喊》(The Silent Scream)。那一天参与执行堕胎程序的医护人员,在看过当天的录影带后,皆发誓再也不帮人进行堕胎手术。

  性不是亲密关系的全部

  当我们在质疑父权的专横、高唱女权解放之时,是否也重蹈覆辙的将无声的呐喊践踏于脚下,只因他们未曾被赋予表达的机会与权力?若是这样,高喊女权的革命女孩们,我们与那些曾经以性别之名而压迫歧视女性的人,又有什么不同?

  另一点值得深思的是,与淑婵联系的女性当中,有许多是90后的年轻女子。“我在采访时,发现尤其是年龄小一些的女孩,她们在哭诉自己的经历,更多的不是因为失去孩子,而是在哭诉男方的不负责任,没有对她的付出给予肯定。” 相较于在婚姻中因为某种原因与先生达成共识而堕胎的女子,20岁出头的未婚女孩所承受的,除了身体的伤害与心中的罪咎,这些单身的女孩甚至经历着破碎而不被珍惜的感情关系。

  “当时,我和前男友都在上学,他幼稚胆怯,承受不起爸爸这个角色,都是闺蜜陪我去的医院。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在外面大哭。” 21岁的小珊回忆道。另一位在温州的女孩婷婷,今年20岁, “他说不希望我生下这个孩子给他的家庭再造成负担......其实我们两家人一起养这个孩子没有问题,他说的经济困难只是借口。还是不够爱吧。” 在堕胎之后,婷婷与男友分手,而后自杀未遂,抱着一只陪伴自己酗酒的酒瓶,站在镜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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