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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与认同:晋北乡村基督徒葬礼形式的选择策略

扫码阅读 来源:会员投稿 作者:韩愈 2020-10-13 人气:... 我要投稿

[ 内容提要 ]晋北地区的 D 市 H 县 S 村人口众多,基督徒占有一定的比例,当地的基督徒葬礼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比较固定的模式。笔者参与过当地 S 村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葬礼,在参与和调查中, 对基督徒葬礼过程中信仰、教会和宗族在其中的作用有些观察。本文关注整个葬礼形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在这个背景之上,笔者尝试分析教会群体时面对这些影响葬礼形式的因素,是如何取舍, 改造、加入自身的神学思考的。本文的结论是:作为一群出生在中国文化土壤的 S 村基督徒,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与本地宗教和民俗文化编织的复杂网络中,采取了主动调适、批判取舍的方式,在与邻舍和睦相处和见证福音的前提下,成功地建立了自身的信仰、文化和社会身份。

一、乡村基督徒葬礼形式的研究

本文选取乡村葬礼和乡村基督教研究的交叉领域,以乡村基督徒葬礼作为研究对象;以山西北部 S 村为例探讨影响葬礼形式选择中, 基督徒如何在信仰、金钱和家庭秩序三个重要因素中使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农村葬礼研究和农村基督教的著作文章已经不在少数,但是就这个细分领域来看,研究却并不多见。就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研究大致有这样的特点:一,中国基督教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重新开放后,基督徒葬礼并不是平衡整体地发展出了自己的仪式,因此相关研究并不多。二、同时,相关研究一般是从宏观的中西文化和风俗等比较观念入手研究。

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在深入“基督化”的、家族性的葬礼现场, 观察基督徒群体在葬礼形式选择和调整过程里,在面对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因素(信仰、金钱和家庭秩序)时,究竟如何进行策略选择。

圣经学者菲(Fee)和斯图尔特(Stuart),将基督教信念体系分为三种范畴:(1)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徒所相信的),(2)基督教伦理(基督徒应该如何为人),(3)基督徒的经验和惯例(基督徒作为信仰者所做的)。在基督教神学这一个层级中又可以区分两种层次的教义:主要的和次要的。主要层次的教义,是由圣经明确主张或命令而得来的教义。次要层次的教义,是经文的含义或者先例附带得来的教义。在现实的基督徒伦理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将次要教义上升到主要教义的层面,甚至将一些经验和先例作为信仰是否正确的试金石,结果是导致教会生活秩序混乱。举例来说,将浸水洗礼(否认和拒斥点水洗礼)作为信仰的合法性基础,就是一种将“基督教伦理” 等同“基督徒所相信的”的做法。将新约文本中记载的“方言现象” 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和基础,本质上也是一种教义实践的“错用”。基督徒将一些一时一地的劝解当成是永恒不变的原则的情况,在教会历史和现实中屡见不鲜。但是笔者经过参与和观察发现,S 村基督徒则能够比较清楚地在葬礼形式选择中坚持自认为重要的“基督徒所相信的信念”和“基督徒伦理信念”,而在选择空间比较大的“基督徒应该如何做”的文化实践层面中,表现出相当的自由和理性。

二、调查目的和方法

笔者参与了 S 村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葬礼,对基督徒葬礼中信仰、教会和宗族因素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不过笔者想要说明的是,观察的对象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方面,笔者认为“基督化”的特点,作为一个类型的家庭具有调查的价值。另一方面,那种逝者是基督徒,而对葬礼形式有决定权的子女是非基督徒的情况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选择 S 村为调查对象的原因有:S 村人口众多,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近万人的规模,葬礼次数多,传统丧葬仪式保存比较完整;不同宗教在 S 村都有活动场所,佛教和道教,也有相应的佛教化和道教化的葬礼形式;同时因为村民经济实力和宗族“本家”大小的不同,葬礼规模相差很大;S 村是 H 县很早就有教会活动的村之一,教会历史悠久,也是 H 县唯一一个拥有两会系统认可和按立长老的教会,教会在 S 村有相当的影响力,当地教会无论是从伦理道德、婚丧嫁娶在S 村的公共空间中有一定的话语权;S 村教会形成了自己对于婚丧嫁娶的理解和实践方式。

本文采取了这样的观察视角:在基督徒葬礼这项具有“公共性质” 的仪式中,信仰、宗族和金钱,以及教会事工福传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基督徒在葬礼操作中的策略选择的。葬礼这样一个打破日常生活的“节点”,对基督徒自身身份认同和区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会对 H 县普遍性的葬礼操办做法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对葬礼仪式的人类学式的考察不是笔者关注的中心,本文关注整个葬礼形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在这个背景之上,笔者尝试分析教会群体是面对这些影响葬礼形式的因素,是如何取舍,改造、加入自身的神学思考的。

本文的结论是:作为一群出生在中国文化土壤的 S 村基督徒,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与本地宗教和民俗文化编织的复杂网络中,采取了主动调适、批判取舍的方式,在与邻舍和睦相处和见证福音的前提下, 成功地建立了自身的信仰、文化和社会身份。这个建立身份的过程中, 并没有“专业神学家”的指导,而是依靠当地国民教育和神学教育程度均不高的长老主导完成的,长老所依靠所凭借的资源,一方面是他所“领受”的教会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他自己的“理性思考”。

三、S 村的地理文化和葬礼文化

1. S 村地理和文化

S 村所属县位于山西北部,属于雁门关以北地区。曾经属于“察哈尔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河北张家口市口语发音、生活习俗非常接近。历史上属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区域。但是村里民族基本上以汉族为主,因此在文化上与其他汉族群体为主的区域差别不大。

在这个地区,宗族和儒家文化占据主流,但是也有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县城里完整保存了孔庙建筑群,近几年当地政府正在重新修缮,以提升旅游形象。距离孔庙很近的地方有辽代的永安寺以及当地人称的“小寺塔”。在县城南边的翠屏山麓有一座三教合一的“悬空寺”。同时配以各种民间信仰,比如在老人家的谈话中常常提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令寻常百姓”恐惧的“道门”信仰,S 村子里散布着关帝庙、送子观音庙,许多村民们的堂屋悬挂和供奉着家谱。

值得注意的是,H 县虽然整体上儒家文化为主流,但由于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文化交流和融合比较频繁。这里曾经是辽代统治区域,杨家将故事在当地也有流传,H 县虽然少数民族很少,但是粗犷的民风似乎说明,是一个具有“边际文化”特征的区域。同时, 在当地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地理上相邻,距离仅仅三里地的村子, 其民俗和节日可能差别很大。

S 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在方圆近百里的范围中,是少有的不过端午节的村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村子里的孩子每逢端午节就要到附近村子里的亲戚家过节。S 村为新生儿一般是习惯于摆满月酒,相邻三里地的 F 村和 B 村则是在“十二天”大宴宾客。民俗和节日在晋北这样一个民族生活习惯看似非常统一的区域里,仍然表现为丰富多样的形态。

2. 葬礼文化

这里土葬风俗从未中断。在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区域,火葬政策都执行得比较彻底。但是在 H 县,火葬从来都是土葬的补充,而不是主流,1980,1990 年代简陋的县城街道上常常出现长长的葬礼队伍,通常最前面是逝者的直系男性后代,各种象征意义的幡旗,跟随其后的就是十几位“抬材”人,之后就是载着亲戚的驴车、骡车和牛车车队。政府和交通部门对此非常容忍,几乎从未干涉。这从侧面说明,在 H 县,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考虑了民俗的因素, 对执行细节做了适当调整和“妥协”。其中两个原因值得注意,一是由于其地处古代汉族王朝的边陲,因此其民风剽悍,民俗传统强大而坚硬,地方政府比较顾及和尊重民俗。同时 D 市区域的人被省内其他区域的人认为更加“厉害”“坏”,而 H 县在 D 市的各个区县中又被认为是民风最剽悍之地,其他区县会说这个地方的人是“鳖子”。另一方面,当地以宗族为本的熟人社会,使得属于其人际网络的官员,对许多事情采取了迂回的策略。比如一胎化的计生国策影响整个中国,对当地影响也很大,但是私底下的执行则是打了很大折扣。

除去“土葬”这个主要特征外。H 县普通人家的葬礼一般要经过几个重要的时段:三天、正日和出殡。三天是亲戚朋友来吊唁的日子, 正日是最高潮,出殡是句号。出殡是正日的第二天。出殡最早的 5 天,其次有 7 天、9 天和 11 天。具体是哪一天出殡,则是要请“会看的人”, 就是风水先生来看日子,其次的因素就是看是否来得及操办各种葬礼相关事务。以前停棺设施简陋的时候,夏天就会减少停棺时间,以免逝者的尸体在棺材中发臭。

出殡的日子决定之后,逝者家族就会派出奔丧人去亲戚或者交好之家通知。这些重要的决定一般由逝者的男性继承人来商讨决定。在具体的家庭会议中,决定权大小的一般次序是:长子、次子、女儿和女婿,长辈提供的建议也是必须要充分考虑的。但是在这个家庭会议的微观秩序中,事实上也存在着地位和金钱的因素。在奉养老人过程中,一般来说是儿子出钱,女儿负责日常服侍。葬礼费用也是由儿子出资,但是“收益”也归儿子所有。出资越多,葬礼场面越大。从这个层面来说,葬礼是当地人经济人脉权力的一场实力展示。一般来说会请流动的乡村演唱团。更有甚者,还会上演伤风败俗的脱衣舞节目。有的家庭会请两班演唱团,放在一条街道的两侧进行对垒,以吸引更多的村民来关注。有佛道信仰的则会请相关的专业人士做道场, 基督教信仰的则会请教会团体来主持追思纪念的活动。可以说,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 H 县农村是并行不悖的。宗教因素更多是家人对逝去亲人的灵魂的安排和考虑,世俗因素则是考虑到在农村熟人网络中的影响。会看日子和墓地的“风水先生”对于操办葬礼的家庭来说, 可以说是全程的专业指导,受到的待遇也很高。

四、S 村教会状况及其所在县城的基督教状况

S 村的教会最早是由来自瑞典的传教士建立,在这样一个以儒家为主流,佛道民间信仰并存的农村里,发展并不容易。根据老年信徒的回忆,以前 S 信徒并不多,外国牧师早聚会时间就摇着铃铛在村里转一圈,边走边说“快来听道,快来听道”。S 村教会早期信徒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病得医治、家庭不和睦,以及在农村受欺负的老好人。教会被迫关门时期,信徒转入不公开活动,在信徒家进行简单的查经祷告。宗教政策落实之后,教会信徒自发在 S 村西北修建聚会场所。其教会信仰背景是北欧信义宗,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慕道友成为信徒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首先要在教会“记名”,然后经过聚会学习,考过信德,之后才能在圣诞节或者复活节的节庆中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教会崇拜仪式虽然简单,但是保证信仰传承的基本框架。教会管理体制则是由不受薪水的长老和堂管会组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H 县其他村里的信徒都要去 S 村聚会,白长老也和教会同工常常到有信徒和聚会点的村子里去探访。教会生活的形式在礼仪方面则是“精简版”的,以证道为中心,证道时间非常长。崇拜礼仪中诗歌选择对来自家庭教会的《迦南诗选》和台湾的《赞美之泉》持抵制态度,一般采取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新编赞美诗 400 首》, 或者使用没有任何乐谱标识只靠口耳相传的“老赞美诗”。因此,如果从教会传统上来看待 S 村教会的话,可以说依稀保留了信义宗教会的一些教义和长老会以及敬虔主义影响的崇拜生活和性格。从中国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S 村教会则又是“联合礼拜”之后的典型表现形式。S 村教会常常引以为豪的是,在信仰上没有走偏,坚持老一辈信仰的道路。因为他们一般不会随便接待造访的游方“传道人”和“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但是最近几年却因为“灵恩派”的搅扰出现了分裂,教会中一个有过神学院学习经历的传道人不得不在另外一个村子组织聚会。据了解,这个另行组织的聚会却没有正常的讲道,聚在常常是在看网络的证道视频。

H 县县城有三座基督教教堂,一座于 1918 年建成直到现在,另外两座都是 2000 年以后新建的,一座是五间民居打通而成的聚会场所,一座是由三间民居打通而成。县城里也存在着一部分“家庭教会”。整个县域的基督徒数量有稳定的增加。一些人口少的村落有自己的聚会点,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就会在县城的几座教堂、S 村以及 X 镇的教堂去过宗教生活。H 县没有“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团体和组织,因此可以说基督徒群体基本上属于自发运行的状态。在教务管理和礼仪神学上没有明确清晰自上而下的指导,这也恰好为当地教会领袖和基督徒从信仰和实际出发,在婚丧嫁娶这些事务上的“自觉”提供了空间。

五、基督徒葬礼:与当地文化的区别和融合

1. 信仰观念决定葬礼细节的保留和取舍

当地基督徒葬礼的形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现在的基本模式。教会开放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基督徒做的仅仅是不认同风水先生参与、烧纸跪拜等具有“拜鬼”嫌疑形式的普通丧葬仪式。再后来,发展到基督徒在两个环节上参与葬礼,一是对临终病人、老人的临终关怀和探访,其次是在葬礼上简单证道和送殡的诗班献唱。最近几年 S 村基督徒葬礼开始包含比较正式的追思礼拜和传福音活动。

首先,从整体上看,教会在葬礼问题上所持的基本态度是:简化以及与普通民众的葬礼形式予以区别。简化的原因是,教会不认可风水先生在葬礼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教会在时间和墓地选择上相当随意,“不看日子”、“不挑地点”,只要看是否准备好久可以。与普通葬礼形式进行区别的做法,其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死去的亲人。晋北农村的一般性看法是,人去世了要去阴间,烧纸跪拜等习俗, 一方面表达对亲人的尊敬,另一方面,是要通过这些习俗安顿去世者在阴间的生活。而教会的观点是,肉体离开世界的基督徒是去了天堂, 去了一个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同在的地方无需烧纸钱,因为那里上帝提供一切所需用的。而“跪拜”的对象只能是真神,而不是逝去的亲人。同时,S 基督徒的葬礼一般会在教堂进行一个简单的追思礼拜。这是与普通葬礼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其次,基督徒也并不完全排斥普遍的做法。比如 S 村的基督徒丧事期间,仍然也保留了传统的“披麻戴孝”的做法。在门口也仍然贴出讣告,讣告中提及的“落款”名单排列也仍然遵循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儒家长幼男女次序。乡村葬礼“收礼金”的做法,也仍然保留,在这一点,基督徒并不认为自己与他人有什么区别。

在灵堂布置方面,则明显突出了本地化基督教的特点。在灵堂两侧不悬挂“沉痛悼念”“某某千古”的字样,表现出与其他村民不一样的“死亡观念”,而是用基督化的词汇诸如“蒙召归天”“安息主怀”等代替。在棺木面前不放置烧纸盆,而是用鲜花代替。在追思礼拜上, 悬挂了“神的女儿亚伯拉罕的子孙某某某追思会”的字样。非常有意思的是,葬礼的家庭在很多事情都要咨询长老的意见。逝者家族的办事人向长老询问:

追思会条幅的字体用什么颜色?

长老简单思索一下说,“世人”(也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用白底黑字,我们就用红字,如果什么都和世人一样,我们就不用信主了。

在这件事情上,长老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神学理由和实践理由,而是基于自己的理性思考,采取了简略的“区别”策略。

基督徒葬礼

2. 传统家庭秩序仍然完整地保留在基督徒葬礼程序结构中

上文提及普通葬礼在日子和墓地选择、整个程序如何安排,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父子、男女等次序来分配决定权和参与权的多少。在社会结构层面,令我们惊奇的是,S 村非常好地保留了宗族的治理结构和议事方式。在“文革”和计划生育这些极大影响乡村伦理和道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宗族结构和熟人社会成为一个减缓冲突的缓冲阀门。几个宗族大姓的同姓人彼此之间碍于情面不会随意揭发和批斗,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候这里的人家一般来说也至少两个孩子。在笔者调查的 S 村,这样的宗族结构仍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基督徒葬礼的信仰内容和儒家的家庭结构在葬礼上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可以说融合得非常好。

3. 福传程序的展示

送殡的前一天,是葬礼的高潮部分。一般人家会请乐队在房子旁边进行演出,演出内容比较自由。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一场经济、人脉实力的展示。而教会则是由教会乐队和唱诗班的福传替代,有着强烈福传目的。这一点是与普通乐队演出的娱乐性有着巨大的差异。农村教会乐队和唱诗班一般来说免费,或者仅仅收取车马费,费用很低。

送殡是当地正式葬礼的最后的程序,亲戚也会在出殡的第二天聚到坟墓前“看望”和“追忆”老人。送殡也是一场展示的行为。S 村面积大,人口多,有几条主要的街道,“鬼节”七月十五会搭台唱戏,正月十五则会进行彩灯装扮。因此,村里红白喜事都要在街道这个空间进行展示。S 村基督徒葬礼游行队伍中没有在坟墓上要烧掉的纸品, 比如四合院、金山银山等,而是替换为一个形制高大的十字架和到场送别的单位和教会的横幅,目的是在游行中充分体现基督教的特色。

在 S 村的葬礼事务上,无论是普通葬礼还是基督徒葬礼,当地党组织和村委会的角色几乎为零,政府不干预具有民俗意味的公共事件。党员和“村官”也是以普通村民的身份参与。政府不再干预作为民俗的葬礼事务,而是留给村民自行依据自身的宗教、传统来决定。基层社会的结构和宗教信仰气氛的宽松,使得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对自己的婚丧嫁娶做出合乎教会信仰、与社会和睦,同时又能表达和传播自己的信仰的葬礼模式。这是S 村基督徒葬礼发展和丰富的社会前提。

六、基督徒在葬礼形式上的策略选择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S 村基督徒在葬礼这项重大的家庭事务的策略选择上,有几个特点:

1. 因为当地政府几乎不干预民俗,县城也没有“两会”对基督徒生活进行指导,S 村的基督徒对于葬礼操办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性。

2. 虽然如此,以前所留下的教会传统,比如对“烧纸钱”和“磕头” 的看法仍然强烈地规范着基督徒在葬礼上行为选择。基督徒虽然没有自上而下的两会来指导,但是圣经和传统潜在地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3. 葬礼中的金钱事务,则仍然遵循着当地普通村民的做法,费用和收礼按照传统的儒家家庭伦理来运行。这一点上基督徒并没有与他人有很大区别,说明当地基督徒认为这样的秩序有助于家庭运行和事务操办,基督徒信仰中“兄弟姐妹”的伦理和当代家庭伦理中“讲究差别”的做法在 S 村不存在矛盾和冲突。

4. 基督徒葬礼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做法,比如献花、开追思会, 教会乐队和葬礼讲道等事情,基督徒基本上是接纳的态度。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上,教会领袖会根据“区别”的原则来指导,比如横幅字体颜色的建议。

可以说,S 村基督徒葬礼事务中,既存在着基于圣经和传统的神学考量(不烧纸不磕头),也有从实际出发的教会福传的考虑(比如教会乐队和唱诗班的使用),同时基督徒葬礼在金钱使用和秩序安排上,仍然在当地保留了一部分的儒家家庭伦理架构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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