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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再无英雄 ——写在金庸离世之后

扫码阅读 来源:ijingjie 作者:刘超 2018-11-02 人气:... 我要投稿

2018年10月30日,金庸离世,华人世界一片纪念之声。

曾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古人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如今从网上各处所见的悼念文章可知,“凡有华人处,皆可谈金庸”。其离去亦被解读出许多象征意义,最终未能如己所愿悄然谢幕。

何者为侠?

身为80后的笔者,初中走进金庸的武侠江湖。那时父母在外打工,懵懂青涩的少年不善交际,小城市又缺少娱乐,就躲入了金庸的世界。平时课业紧张,零散读几页总不过瘾;到了节假日,索性备好食物与水,闭门不出,手不释卷。郭靖、杨过、小龙女、张无忌、萧峰、令狐冲、韦小宝,一个个书中人物活现眼前,老友一般陪我走过了少年时光。

少年与青年时读金庸小说,大抵喜爱其中快意恩仇的豪迈与激爽,陶醉于秘传绝艺的武功招式,颇有几分暴力美学的味道。“欲除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大丈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后求学、就业、结婚、生子,人生过半再开卷,看到的却是另一番风景。也终于发现“何者为侠”,原来并非不言自明、简单清晰。

何者为侠?韩非子的一句:“侠以武犯禁”,将“侠”划入了贬义词的行列。不过,人们就是喜欢看这类“以武犯禁”的英雄故事,在芸芸众生中一往无前、仗剑天涯。亦在报仇雪恨之余,留下“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的潇洒与“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痛快。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以武犯禁”,有“武”无“侠”,江湖就失了内涵,变得轻飘琐碎。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解人困厄,才是真正侠客的风范。即便是金庸笔下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也展现了太史公笔下的侠义精神。如《雪山飞狐》中的平四叔,拖着残躯将恩人胡一刀的幼子养育成人。

金庸塑造的大侠,重情重义自不用说,胸怀胆识更加超卓。《神雕侠侣》二十回中,郭靖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有人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金庸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将“侠”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古代侠客关注的是小我,参与国家大事、政治斗争并非自己所愿,例如荆轲行刺秦王不过是还太子丹的人情。金庸笔下的大侠,却将家国民族放在心中。

金庸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1957-1961年完成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即著名的“射雕三部曲”。三部小说正是金庸对“侠之大者”的经典阐释之作。以此为基础,郭靖这一金庸心目中完美侠客的形象也随之丰满——他出身平凡,可以体察民生疾苦;他大智若愚,重情重义,有古侠之风采;他奇遇不断、武功高超,却又谦逊有礼、待人宽厚;最重要的,他必须清楚且坚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立场,由此所献身的就不是个人的义气与血气,乃是民族大义、国家危亡。

从至情至性,到“有情皆孽”

郭靖是完美的侠客,金庸却不大喜欢郭靖。

金庸不止一次被问到,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一个人物。1969年林以亮采访金庸时,他说:“在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里面,我比较喜欢杨过、乔峰这两个人物,对他们的同情心最大。”2001年在浙江大学讲演中,金庸提到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杨过、萧峰。2007年,金庸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承认最喜欢令狐冲和杨过。

何者为侠?金庸写给众人的答案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内心深处,金庸却对这种侠客只佩服、不倾慕。金庸喜欢杨过与萧峰,也许是因为他们心境苍凉,仿佛孤独的旅人,不断求索却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满身伤痕、疲惫不堪,所以对他们应报以最大的同情。相比杨过、萧峰,郭靖太过中正完美,人性太少。缺少了人性中的挣扎与拧巴,人就变成了非人,共鸣自然也弱。

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如杨过与小龙女的一离一合,在金庸看来:“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世间礼法拘束人的心灵与行为,师生相爱不合礼法。因此杨过必须至情至性,才可冲突各种拘束。

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直白地说:“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国家的界限有一天会消灭,亲情、友情、爱情却会被持久的赞美。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到赞美人性真情,民族情结的宏大叙事退场,金庸对“侠”的理解显然发生了变化。

金庸在十五部小说中塑造了两千多个人物,其中栩栩如生、充满人性复杂与纠结、值得细细品味与体悟的人物形象不知凡几。但是,仔细品读其笔下的人情与人性,也常常令人扼腕。

金庸的好友陈世骧评价《天龙八部》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其中有被爱情扭曲者如阿紫,有被仇恨扭曲者如游坦之,有被权欲扭曲者如慕容复,有被嫉妒怨毒扭曲者如马夫人,也有陷入情欲网罗的段正淳,挣扎在国家民族夹缝中的萧峰——萧峰为洗刷民族的仇恨献祭了自己的生命,是一出真正的古希腊式悲剧。

金庸笔下令人印象深刻、又爱又恨的扭曲人物实在是不胜枚举。武功高超的有西毒欧阳锋、东方不败、金轮法王、天山童姥、绝情谷主公孙止、梅超风、李莫愁、归辛树夫妇等,功夫平常惹人厌恶的则有杨康、裘千尺、郭芙等等,甚至没有出场的人物如金蛇郎君也令人脊背发凉,深感人心险恶。

人性是经不住仔细观察端详的,客观描画人性的小说常会变为恐怖小说,将人性美化的浪漫主义小说,又会被批评违背真实,金庸也身处两难境地。他不愿一再树立郭靖一般的完美英雄,而想要书写真实的人性,又“拔剑四顾心茫然”了。

突围无路,退隐江湖

作为小说家金庸所面对的难题,正是中国文化的难题。他笔下的英雄表面舞刀弄棒,骨子里却是诗书传家,要内圣外王,要持守仁义,即便是杨过的反礼教,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基本属于在野党的青春期叛逆。

其实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情结,古希腊英雄可算作其中著名的代表。他们或者勇武过人、或者智计百出,但人性的弱点同样引人注目。如著名的奥德修斯,出于嫉妒杀害了一百名妻子的追求者,又如赫拉克勒斯的到处留情,阿喀琉斯的鲁莽暴躁。民众并不因其缺点而取缔其英雄的名号。不像吾国吾民,书本上越是要求英雄有道德洁癖,现实中大家伙活得越是苟且,然后就越是要求英雄完美到不像人的地步,仿佛陷入文化的死循环。

到了1969年,金庸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才真正厌倦了继续玩造神的游戏。《笑傲江湖》是金庸晚期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从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彻底走向了虚幻的江湖。在虚幻的江湖中,侠客不再受“为国为民”政治正确的铁律羁绊,“侠”字也就有了重新解读的空间与可能。

《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左冷禅、东方不败、任我行是清一色的枭雄,追逐权力也被权欲所累。任盈盈、林平之、岳灵珊则是野心家的牺牲品。作为主角的令狐冲,更是一个不合格的侠客——没有“为国为民”的大理想寄托情感,对权力争夺也不感兴趣,纠缠不休的只剩下儿女情长,最终选择退隐江湖。

金庸最后的作品《鹿鼎记》,走的更远,写的更奇,反英雄的韦小宝成为了主角,颇有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的味道。韦小宝出身妓院,油头滑脑,武功稀松平常,唯一擅长的功夫是逃命用的神行百变。如果说令狐冲尚且还有一股任气,胸中藏着扶助弱小的侠肝义胆,那么韦小宝则贪财好色、撒谎耍泼,连基本的侠客气质也没有了。

一路下来,作为侠客的郭靖,为国为民;到了令狐冲与韦小宝,自身都成为了需要被救赎的对象。在权谋、欲望的泥沼中,令狐冲与韦小宝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退隐江湖仿佛成为最好的选择。金庸造了一个虚幻如梦的江湖世界,张开双眸端详众生万相,所图岂止是表现人性?

作为一个旅人、一个问道者,金庸仔细寻觅的是人生终极的理想与归宿。可惜从起头的《书剑恩仇录》到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留给读者的并不是一个完满的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不可能永远美满,因而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

金庸想要参透奥秘之事,获得人生的解脱与逍遥。世间忧患、家国情仇,好像一道道枷锁束缚住了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杨过、萧峰、令狐冲、郭靖、张无忌、韦小宝,他们不过是金庸一次次突围的尝试,以他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智力常识,一试身手,看看能否在江湖上闯出一条道路。

可惜,金庸没有找到出路,江湖比人大。越是透彻的看清人性,越难免如金庸一样感到“茫然”。最终他与池田大作握手,相逢一笑,走进一片虚无之中。

谁救我们脱离人性的江湖?

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同样渴望自己的英雄,可以重振民族声威,再造辉煌。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人很难承担这个角色,因此圣经里无论多么伟大的英雄人物、士师和圣王,都被如实暴露出人性的软弱甚至不堪。即使他们最念兹在兹的大卫王,也脱不开奸淫与凶杀的龌龊桥段。

圣经里是如此描写人性的:“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众人在光明顶唱到:“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喜乐忧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强颜欢笑了,怜人其实更是自怜。这世界本就服在那恶者的手下,将人从家国苦难、生命危局中解救出来,实非易事。

即便金庸自己,父亲横死、儿子自杀,他一个人抗笔如枪,站在家族的河流中央,香江无语,一片萧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怎能不“怆然而涕下”?即便只是金庸心中念念不忘的“好人应该有好报”,在现实中也会如此尴尬无奈,而他就只能将这无奈硬生生吞下。

小说中人,不知该向谁质疑,于是只能绕过苦难、无视苦难,靠灌下几坛浊酒,唱一曲离歌“笑傲江湖”。而若论无辜受难,恐怕无人能比约伯。义人约伯,全无来由突遭横祸,但他毕竟还有一个可以质疑、询问甚至抱怨、生气的对象——上帝。反观大英雄、大侠客凭借非凡的能力才智,或许可以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可是,不肯示弱、不肯求助,却让他们走进孤独之中。在孤独中,他们封闭对世界的追问,也封闭了自我的真相。所以杨过与小龙女最后要躲回古墓里,才能留给你我浪漫光亮的形象。

金庸笔下的英雄鲜有美满丰富的家庭生活。当无法用外在的江湖风云、国家大事延续人生的充实之后,他们的退隐其实是隐去了空虚之后的茫然。当金庸终于摘去了英雄的面具,露出背后的空洞,也就只能写无字书了。当我们承认,原来韦小宝的人性也在郭大侠身上,或者说,韦小宝其实比郭大侠更能玩转整个江湖,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谁能让韦小宝变成郭大侠呢?最后普天之下,岂不尽是劣币驱逐良币了?

对于如何将人从自身的罪恶与欲望的泥沼中救拔出来,大英雄、大侠客也无能为力。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自我救赎,除非你承认人不需要救赎。唯一的出路,是承认在我们的头顶、在日光之上存在另一种超越性的正面力量,并且我们允许这种力量介入我们当下的生活。

这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世代盼望的英雄——弥赛亚所做的,祂会来救赎每个信靠祂的人。“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弥赛亚以完全无罪之身代世人受罚,人的文化无法设想出这样的桥段。更何况,这个英雄最终被祂所救的人挂在了木头上。若真有“侠之大者”,这个才更靠谱吧!无论是李岩、袁崇焕还是萧峰,这个才是真正的舍生取义吧!

这位英雄所承诺的是,“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世间的英雄只能带来有限而短暂的盼望,这一位,带来的是终极的盼望和永恒里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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