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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司徒雷登:“我们忘恩负义不好”

扫码阅读 来源:会员投稿 作者:约瑟的家 2020-11-09 人气:... 我要投稿

写下标题的瞬间,再度泪眼朦胧。“我们忘恩负义不好,”这是冰心先生生前在谈及燕京大学往事时,针对司徒雷登说的一句话,总算有中国人为这位美国人说了句良心话。过去这数日里想来,在对待司徒雷登和其他许多来华传教士方面,我们何止是忘恩负义?

上个周一上午,我们一行五个弟兄,一起去了司徒雷登位于杭州安贤园的墓地。在冬日暖阳光照下,眼望着墓碑上显得瘦削的司徒先生肖像,和配合墓碑制作的十字架背景框,简单却显得圣洁庄重;墓碑前方小小的太阳花开得质朴又不失鲜艳。

有一刻,心头萦绕起他的传记《在华五十年》开篇语:“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一股强烈的感动如潮般袭来,刹那间热泪决堤,奔涌而出。

斯图尔特家族

11岁那年,司徒雷登被两件事震惊,一件是他得知自己的祖父是前总统林肯夫人的表兄;另一件事是出生于中国的他回到了美国,因为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而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

“在我们南部的朋友来看,我们来自中国已经很引人注目。这样的家族关系很容易招致灾祸,甚至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司徒雷登在个人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这本书的副标题“传教士与大使(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精确地涵盖了他的一生。

司徒雷登是约翰·雷登·斯图尔特(John Leighton Stuart)为自己取的中文名,他所出身的斯图尔特家族属于美洲大陆上的开拓者族系,该家族曾为反抗宗教迫害而参与起义。

1840年12月2日,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雷登出生于谢尔比维尔,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杰弗逊学院和肯塔基中央学院。21岁毕业后曾任教四年,继而入读普林斯顿神学院至1868年,在此期间,他收到来自中国的宣教士倪伟思“令人兴奋的”来信,促使他将心思转移到了国外传教事业上。

值得一提的是,倪伟思曾为和合本圣经的译者成员之一,他曾于1871年将苹果引入中国山东烟台。

约翰·雷登一毕业,就被新建立的南长老会执委会作为首批传教士差派往中国。他和两个同伴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跋涉抵达上海,又于1874年定居杭州,在那里开始了长达46年的传教生涯,期间也拥有了四个儿子,1876年6月24日出生的司徒雷登是家中老大。

在杭州期间,司徒雷登唯一的老师是他那人称“玛丽小姐”的母亲玛丽·霍顿,后者在儿子的印象中里外都是好手,居家为贤内助的她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在杭州,除了举办家庭全日制学校外,我们还有主日学校,经常要有家庭祷告会,有时,我要跟着父亲到街头或者庙会上去给人传福音。”司徒雷登回忆说。

第一次随着全家回国休整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完成了初中至大学的全部学业,同时也经历了信仰上的艰难考验,他从刚回美国时别人眼中很像中国人的“怪胎”,成长为信仰坚定的耶稣跟随者,中间也痛苦过、怀疑过、挣扎过,并且因信仰而深感尴尬过,甚至到大学毕业,他还从心里排斥做牧师或传教士,但是,他终究顺服了那超然在上者的旨意。

“正是对耶稣的深切领悟,在当时和今天构成我信仰的最本质的部分,尽管在中间的那段岁月里,我经历了种种遭遇,神学观点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是我的信仰没有动摇过,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在这方面的信心没有经历丝毫的渐退。”1950年代初,年届八旬的司徒雷登回忆说,这些是他终身担任牧师的基础。

“以中国为家”

直到大学毕业后担任教职三年里,司徒雷登都认为自己潜意识里是在逃避做传教士这件事,甚至后来又就读协和神学院,一开始仍旧不愿面对父母身上的呼召。

在神学院的第二个学期,驻印度传教士阿瑟·尤因牧师在归国休假期间,到学校访问。在快要离开时,突然问司徒雷登:“司徒,你个人是怎么考虑的?”

“我对他说,我知道自己必须来面对这个问题了,但是,他本人或者任何别人都帮不了我的忙。”司徒雷登回忆说,老练而又通情达理的牧师没有再多言,只是“深情地跟我握了一下手”,就离开了。这样的举动使得这个年轻人内心深深被触动,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听到钟楼上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钟声,直到翌日凌晨五点才慢慢入睡。真的无法形容我有多厌恶到中国当传教士的心情。”彼时,辗转反侧的司徒雷登,儿时在中国经历的一切场景都历历在目,他认为那不是自己所设想的能够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去街角小教堂和庙会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发放福音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这一切从童年起就给他带来诸多烦恼。

那晚,他一直问自己几个基本问题:是否得到了神的呼召?是否在摒弃物质因素的情况下,单单为了基督而甘愿舍己?是否能够在种种环境里都以基督为乐,并且可以把自己称作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呢?

最后,他对所有问题作出了回答。“我决定接受自己信仰上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去做一名传教士,如果这是神的要求,我必须单纯信靠他,让他给我引路。”做完这个决定,司徒就在疲乏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觉得心满意足,轻松喜乐,对生活也有了热情,心情上也不再自暴自弃了。”

两年后,1904年,司徒雷登正式决定接受差派到中国宣教,并与艾琳完婚,然后夫妻双双奔赴中国,与父母会合。“直到艾琳1926年在北京去世,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二年,过着传奇般的生活。”

到中国的头几年里,司徒雷登深入学习汉语,并在父母指导下学习植堂和牧养教会,自己常常感觉被淹没在各种烦琐的事务中,因此也频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能作为一个典型的“福音宣教士”喜乐而富足地度过这一生呢?

带着这种疑问,司徒雷登投身越来越多的服事。他在金陵神学院教书,主持新约圣经注释系,同时用中英文撰写各种文章,并专注培养本土传道人。在此过程中,他的疑虑渐渐消失,转而变为坚定、明朗而又丰富的信仰生命。

就在司徒雷登的服事越来越风生水起时,1918年,收到差传机构的命令,要他到北京取筹建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我实在不愿意去。”他一想到自己在金陵神学院刚刚上手的事工就要如此搁置,就心生抵挡。但是,经历了一番挣扎和祷告,有一天清晨,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耶和华神的呼召”,最终选择了顺服。

1919年1月31日,北京街头凛冽的寒风中,多了一个瘦高的中年美国人,“不名一文、无人问津”的燕京大学则拥有了第一任校长。他一到任,首先为这所大学确定了曾经名闻天下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如果有人要我在圣经里挑选一个反映我信仰的精华段落,那就是《约翰福音》3:16,为了在实际应用中把我的这一信仰作一个简短的归纳,我要引用耶稣在约翰福音8:32和可10:43-45中所说的两句话,那两句话已凝聚成燕京大学的校训。”司徒雷登解释了这一校训的出处。

在“五四运动”风潮渐起的时候,司徒雷登“像乞丐一样”四处募捐,用了16年时间从美国四处筹到250万美元;“徒步、骑着毛驴寻找校址”。最终,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聘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任教。1928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燕大成立后的四项主要任务是:1、传讲福音;2、提高科学水平;3、开设专业课程;4、增进中美关系,以及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为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传了福音之后,我感到在许多情况下,传教士们完全可以勇敢而又信心满满地去传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司徒雷登说,信仰基督对人类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有益处的。

身为燕京大学学生的冰心,回忆起当时这位第一任校长时说:“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司徒雷登对每一个人都带有一份爱。”她还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时写了一篇文章《司徒雷登校长的爱与同情》。

就在燕大声名鹊起时,一心辅助丈夫的艾琳去世,为这所大学校园平添了第一座坟墓。多年以后,司徒雷登盼望去世后与妻合葬燕园,遭无情拒绝,艾琳的坟墓也早已被夷为平地,起建高楼。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郝平曾撰文梳理寻找艾琳骨灰事宜,终究失败,成为“无奈的结局”。

随着时间流逝,那个往昔在杭州“耶稣弄”的懵懂少年,已然成为华发老者。他常常慨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多于是美国人”。在自己回忆录的开头,他这样写道:“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以中国为家。灵魂的缕缕纽带将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以及那里伟大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里,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

“别了,司徒雷登”

抗日期间,司徒雷登因支持燕京大学师生的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至1945年8月。在被监禁期间,他把所有背诵下来的中国成语翻译成了英文小册子。

1946年,刚刚被日军释放不久的司徒雷登,收到一份令他最意想不到的任命书,美国总统杜鲁门邀他成为美国驻南京大使,同时兼任燕大校务长。任期适逢整个国共内战时期。

从正式入职到1949年离开,司徒雷登为期三年的大使生涯,成为他人生最重大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他怀着被后来人评论为“稚嫩的理想主义”的热心,在美国和中国两党之间调停斡旋,最终以失败告终,“很不愉快地离开了”。心思过于单纯的他,不谙政治,终究为自己落下了不少被诟病的口实。

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的作家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一整段谈司徒雷登时如是评价他:“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令司徒雷登的名字响遍中国大地的,不是他金陵传教的废寝忘食;不是他筹建燕京大学的奔波劳碌;不是他担任燕大校长推动中国现代化教育的丰功伟绩;更不是他深爱中国的一腔赤诚热血,却是毛泽东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新华社政论文。

这位曾经在国共谈判期间设宴款待过司徒雷登的领导人在该文中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全文以此结尾。

司徒雷登在自己的书中说:“我自己的处境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的官方代表,‘扶助和纵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而绝望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我作为外交官所吸取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言多必失。我希望人们终究会弄清楚,我始终是同一个人。”

他对自己人生两次最痛苦的囚禁经历做了回忆,一次是在日本监狱;一次是回国后因病而卧床不起。他说,这两次经历“给我一种近乎神秘的感觉,似乎我与所有受苦的人结为了一体”,这使他从基督教教义上有了更深的体悟,“一个人面对上帝,要想从自己的罪孽及其可怕的后果中获救,都得不惜一切代价替人受苦。现在我进一步懂得了它的深刻含义。”

就在司徒雷登日渐意识模糊的迟暮之年,冰心在谈及燕京大学往事时曾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别了与未别的,终究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纠缠较量到最后答案揭晓的一刻。司徒雷登在年近耄耋时的一段话如今愈发响亮起来:“当我78岁时看待世界,看到一场伟大的战争正在进行,所争执的问题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和全人类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是让无神论的、无情而专制的共产主义制服并统治世界呢,还是让基督徒对上帝和人的尊严所抱的信仰成为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家庭的基本准则呢?这两种理想是不能无限期地共存的。”

诚然,这是非此即彼的理想,为此,“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已经燃烧了数代人祷告的身影。

“我要这样地死去”

步入晚年的司徒雷登曾在日记里自问自答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我青年时代每个有教养的长老会派的儿童必须记住的第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赞美上帝并且永远爱他’。这是我的苏格兰祖先代代相传遗留给我的东西。”

他认为,这一严厉而不可动摇的崇高信仰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世界目前似乎出现了灾难,但是,如果不把至关重要的基督信仰与人类对待生活的观念结合起来,世界就会陷入更大的灾难。”

他对心心念念的中国寄于盼望:“中国教会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这也许给它们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带来丰富的宗教实践和体验,使我们的期望能够早日实现。”

至于人类的未来,司徒雷登的信心是大的。他“有把握地断言”,整个人类及其每个成员的命运值得做一番创造性安排,这一安排的惊人伟大,在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经验中同样显而易见。近代科学进步,由于证实了更崇高的愿望与信仰基督的深远意义而应当受到欢迎,“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

他在回忆录中用亨利和索罗里的一首诗歌来想象自己的死去:

“我要这样地死去,

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漫长的时日,

我已得到报酬,

我的心中有一只岁暮的百灵在歌唱:

让我归入那宁静的西方吧,

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回到美国后即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的司徒雷登,于1949年12月,罹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由其学生兼私人秘书的傅泾波和家人照顾起居。1962年9月19日,他在华盛顿病故,生前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并就此立下遗嘱。

在其逝世后,傅泾波于1973年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他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同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国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

在回葬燕园受阻后,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其后人为完成其心愿,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当局积极回应,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人民币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并在其基础上复建。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正式移葬杭州半山安贤园。

2016年9月4日,“G20峰会”在杭州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时说:“140年前,1876年6月,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前驻华美国大使,就出生在杭州。他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最后葬于杭州。”

中国历史学家称,这是毛泽东那篇著名的论文公开发表以来,现代中国首次恢复司徒雷登官方名誉的信号。

“那不朽的死者在善良的心中复活”

司徒雷登的回忆录用了一些生前最喜欢的诗歌,来概括自己的信仰。“我最喜欢的赞美诗是艾萨克·华兹(Isaac Watts, 1674-1748)的《当我凝望奇异十架》。”他认为这是英文赞美诗中最美的一首。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

万般尊贵顿看有损,从前所夸今觉鄙下。

求主禁我别有所夸,但夸我主代赎十架,

从前所慕虚荣假乐,今因主血甘尽丢下。

试看其头其足其手,慈爱忧愁和血并流,

如此爱忧自古焉有?荆棘反成荣耀冕旒。

宇宙万物若归我管,奉献仍难偿主恩眷。

主爱如此超奇深厚,图报必将身心全献。


司徒先生最爱《当我凝望奇异十架》,愚拙如我,没有事先备好一个十字架,临时用枯枝和向阳花制作了一个拙朴的十字架,友人看见说:“寓意深刻。”再次泪目。

他提到自己一生反复唱颂的赞美诗有伯纳德的《主耶稣,一想到您》,和乔治·马克森的《哦,挣不脱的爱》、乔治·克罗利的《上帝的圣灵,降临于我心房》。

最能表达他愿望的诗歌是乔治·艾略特的《我要加入那复活者的合唱》:

我要加入那复活者的合唱

他们的降临使人心善良

那不朽的死者在善良的心中复活

激动着慷慨的脉搏

在大胆的正直行为中看到他们

鄙视那只为自己而活的可悲之人

像星光冲破夜空,

他们生活在你崇高的思想之中

以他们那温和坚韧不屈的精神

激励着人们把真理探寻

我愿登上那至纯至美的天堂

成为别人痛苦时一杯产生力量的玉液琼浆

点燃慷慨的激情,滋养圣洁的爱

因此,我将加入那复活者的合唱

他们的旋律将是这世界的欢畅

“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时期,耶稣基督总使我感到最大的满足,我绝对尊敬他,忠于他。”司徒雷登说,看到宇宙混乱表象背后那种人们看不见的力量,就是体现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那无上崇高的爱。

一转眼,司徒雷登已故去近一甲子,近年来,追思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那不朽的死者在善良的心中复活”。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他离开中国五十年整的时候,杭州官方恢复了司徒雷登故居,这座两层小楼,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天水桥耶稣堂弄1-3号,由其父建于1878年,为杭州现存最早的传教士住宅。建筑原包括教堂、学校各一处及多幢传教士住宅,今存两层的砖木结构中西合璧式楼房一幢及少许后搭建的附属用房,墙壁为白色。

2001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购入并修缮,2005年6月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现底层为起居室、办公室、餐室和卧室的复原陈列,二层为“司徒雷登的中国名流印象”和“美国傅氏捐赠司徒雷登遗物”专题陈列。

那条仄仄的“耶稣堂弄”,曾因传教士于1861年(清咸丰11年)在此地建立基督教堂而得名。二十五年后,司徒雷登出生于斯长于斯。多年后的一个秋日午后,我站在巷口,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照下,依稀看见一个“洋娃娃”,操着流利的杭州话,举着写有耶稣福音的小册子,一本本递给过往的中国人,他并不开心,但乖乖地顺服着他的父亲,直到长成青年时,那份不开心在对天上父亲的顺服中,竟然凝成血肉之爱,从那一弄汩汩涌流,直至伴随着“复活者的合唱”淹没了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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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